“背篓里的网球拍。”
观点 / 王淅、刘东畅 主笔 / 婧娴 责编 / 莹莹
这是刘润公众号的第1699篇原创文章
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迈克尔·波特/马克·克雷默《创造共享价值》
今年9月，在广东青少年网球巡回赛东莞驰诚站的比赛中，一位背着竹编制背篓做成的网球拍、皮肤黝黑的少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他就是来自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佤族少年，王发。
网球，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是一项属于城市中产的运动。
这位来自大山的少年，是如何结识网球的呢？
这就要从2014年之前，网球教练张晓洪的一次云南自驾游说起。
他发现当地在山间嬉笑玩耍的孩子们，虽然物质生活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体能很好、反应很快。就是那一次，他见到了王发，“这小子反应快得很”，是天生当运动员的料。
然而，现实就是，这些颇有禀赋的孩子们，别提网球了，就算是篮球、羽毛球这些更为常见的运动，也鲜有专业的老师教他们。
可是，他们也值得更好的体育教育，也值得有更多的人生可能，说不定他们学会了网球，未来可以走出大山，成为职业选手，或者网球教练呢？
于是，在张晓洪的心里，萌生了在当地建网球俱乐部，教孩子们打网球的想法。
他和家长们沟通，只要一个月出1000元，就可以让孩子们在俱乐部学习网球，而且食宿全包。
可是，让张晓洪不曾料到的是，大部分家长都拿不出这笔钱。
于是，他一咬牙、一狠心，下定决心，只要孩子们肯练，家长们放心，我来负责全部生活起居。
就这样，他花了十多万租下了昆明滇池边的卫城球场的一大片场地，供孩子们日常练球。那么，住在哪里呢？
“球场旁的房子租金太贵，住远了又不方便训练”，所以没办法，张晓洪就把孩子们的住处和俱乐部办公室都安置在了集装箱里。
虽然条件有点艰苦，但是孩子们特别刻苦。
即使住在集装箱，穿着破了洞的球鞋，打着已经“长毛”失去弹性的网球，他们雷打不动每天六点半起床，一个半小时早操，两个半小时训练，下午是正常的文化课，日复一日的坚持了下来。
在张晓洪的咬牙坚持，和孩子们风雨无阻的努力下，才有了开头，背着背篓走上赛场的王发。
其实，要培养一名青少年职业运动员，特别不容易。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则提问，
把小孩培养成职业网球运动员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首先，我们来看国际上通用的网球技术评判体系，以1.0表示网球的初学者，3.0是业余运动员，可以作为一项终身运动，4.0是特长生的水平，4.5以上才能算是半只脚迈入了职业大门，6.5才能成为职业选手。
什么概念？
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发布的《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来看，我国的网球人口，也就是打网球的人有1992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在ITF中拥有排名的7275位青少年球员中，仅有188人。
也就是说1.0的人，有近2000万。而6.5的人，才不到200人。
想要培养出一位职业运动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次万里挑一。
更别提，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球拍。对网球，之前是闻所未闻的。
那么，完成这场万里挑一，需要多少钱呢？
知乎上七七八八的回答，大致拼成了一张如下的账单。
如果是在一线城市，请一位教练，可能是200-300一小时，从6岁开始学到10岁，一周10小时训练，光是教练可能就要花费2000元一周。
还有场地费，40-100一小时不等，就算最便宜的，一周也要400元。
还有网球鞋、网球拍、球。
很多人直呼，太难说了，可能少说要50-60万一年吧。
而在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平均一年的收入在30-50万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要培养一位青少年职业球员，对很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算孩子们再能吃苦，就算日子过得再精打细算，对于既要独自照顾十几二十位孩子起居，又要训练网球、提供文化课辅导的张晓洪来说，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野象俱乐部（也就是这家网球俱乐部的名字）如果它开设在一二线城市，本可以每年收入可观，但它没有。
野象开设的目标，绝不仅仅是获得收益，而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心愿，帮助山里的，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接触网球，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提出，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等文化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阶层的展示和分类。
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是欣赏高雅的古典音乐，还是听大众流行音乐？
是去看马戏，还是看一场歌剧？
是去玩足球拳击，还是逛博物馆、美术馆？
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在20世纪初的法国，这些都被视为一种阶级区隔的表象。
好在如今，博物馆的普惠性开放，互联网上音乐作品的开源性分享，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一部分的区隔。
就像刘润老师在年度演讲中说的，趋势是一条势不可挡的单行线，涌向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未来。
网球，从19世纪诞生于英国贵族的庄园，到20世纪走进都市中产的周末。再从城市的公共绿地，走进了边远山区孩子们的空地。
这个过程，离不开城市化、技术的浩浩汤汤，也离不开像无数的张晓洪这样的个体的努力，还有离不开一种新的企业形式的出现。
那就是，社会企业。
或许在这里将野象俱乐部，冒昧的定义为社会企业，有失偏颇。但它们确确实实有些相近。
什么是社会企业？
在《富爸爸社会企业家》一书中，给出了这样一段描述。
它们既体现了社会性的目的，通常这会让我们联想到非盈利组织；
同时又体现了企业家的某种价值取向，这会让我们想到那些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英国。这类企业成立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比如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贷款等。
但同时他们又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机构，必须求助于基金会，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他们可以像真正的企业一样，经营。
有预算，有收入，也可以提供服务。
好像还是有点抽象，我们来一起看一个故事吧。
2002年，大一学生泽维尔·赫尔格和他的朋友，无意间看到了自己身边的一堆从求学时积攒起来的，闲置的教科书，想到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
这些教科书是要丢掉的，为什么不能做点更有用的事情呢？
不少人，包括小师妹本人在内，可能都会找个二手书店，把它卖掉；或者送给自己的学弟学妹。
赫尔格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把二手课本卖掉，获得了一小笔可观的收益，5000美元。
然后呢？
他们决定专心开拓二手书籍的销售市场，但是，不仅仅是卖书，他们通过卖一赠一的方式，将回收到的二手书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为他们原本一成不变的成长轨迹，增加了一点新的可能性。
他们给这家书店起名为，美好世界书店。
这就是一家社会企业的创业故事。
可是，似乎它还是离我们有点遥远，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在盈利和社会责任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上个月，小师妹请教了两位进化岛嘉宾，他们分别是恒星乐乐联合创始人及CEO、湖畔创研中心321Lab合伙人刘东畅老师，和日本中小企业诊断士、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海外事业拓展顾问王淅老师。
分别从实践者和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带来的解析。
（本文来自进化岛社群分享）
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这件事，如果我们把它放进紧急-重要四象限里去的话，一般会落在哪里？
可能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选择第四象限，不紧急、也不必要。
在迈克尔·波特的《创造共享价值》中，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多数公司仍囿于⼀种‘社会责任’的⼼态，视社会问题为边缘化的事情，⽽⾮核⼼议题。解决办法必须建⽴在‘共享价值’这个观念上，即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还要通过满⾜社会需求和应对社会挑战，创造社会价值。
经营一家企业，有很多要忙的，要先养活自己，先生存下去，再考虑别的。
这往往是我们看待社会责任的一个刻板视角。
没有对错高下之分。
但其实，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社会责任，并不是到了现代才有的经营思想。
用日本举例的话，追溯到前近代的江户时期，等同于我们的明清时期这个年代，在近江地区诞生了一群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人，被称为近江商人。
他们和当时的大阪商人、伊势商人，并称为商界三大流派。
其中，近江商人有一个流传江湖的经商理念，叫做“三方好”。
买方好、卖方好、社会好。
而从这群近江商人中也诞生了一大批经营至今的大企业，比如，日本四大商社的伊藤忠商社、丰田汽车，等等。
这个三方好的理念，不应该是一个供起来的品牌吉祥物，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不仅仅代表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理念，还可以帮助企业身处复杂环境中，继续保持创新力。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就因为，它往往身处边缘，不被重视。
而边缘地带，意味着有不被满足的需求，意味着有机会去触达新的人群、新的价值观。
所以，边缘往往会催生创新，创新往往发生在边缘。
这也是社会责任在当代企业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作用吧。
日本这些年一直都在经济下行期中摸索，所谓的失落的三十年。
但在这个过程中，相反的，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被发掘，越来愈多的企业也开始在这其中，寻找创新。
比如，大金。
在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里，像大金这样的家电企业，因为需求的吃紧，都遇到了增长瓶颈。
所以，出于现实的业绩考量，他们在三四年前就开始关注非洲市场，打算把空调卖到非洲去。
可是，在非洲装空调，就需要稳定的供电。
而，非洲很多地方的家庭供电，很难保证。
怎么办？
这时候，大金遇到了一家日本的创新企业，叫做Wassha。
这家公司，已经在非洲深耕了差不多四年，专门给非洲当地消费者提供充电的租赁服务。
大金找到了Wassha一起开发了一款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我们中国的传音手机，因为传音在非洲的普及，也间接帮助大金和Wassha发现了非洲家用电器的需求），提供空调的租赁服务。
首先，在非洲的一些乡镇小店，试着开始推广。
用户们不需要安装、购买，只要订购大金的空调服务，支付安装费和押金。在使用时，只要在程序上充值，就可以打开空调。
有冷气的小店，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也在口耳相传中，大金的这种租赁模式，也被越来越多当地人接受。
同时，大金发现他们的节能款空调，也非常契合非洲当地缺电的市场情况。
租赁、节能，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打开了非洲的空调市场。
为了自己后期稳定的售后和市场开拓，大金和非洲当地学校合作，培养空调维修的技术人才，也间接的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的机会。
一边推动市场，一边给自己带来了美誉度，大金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也实现了业务的转型。
大金的成功转型，看起来是因为它解决了增长困境。
但深层次看，其实是它在思考业绩时，带上了社会责任的意识。
从不被看好的，边缘的地方，寻找创新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责任是一片待挖掘的蓝海。
这种思路也叫做，反向创新。
由美国达特毛斯大学一位印度籍的教授提出。
找到需求的鸿沟，比如，收入的限制、基础设施的落后等等，从为他们解决需求问题开始，思考自己的增长。
比如说，在某些国家的贫困阶层、老年人群体，他们的需求往往会被忽略，这就有可能为你打开新的市场。
而你在边缘体系中的创新发现，也可以带回本土市场，促成新的成果落地，从而实现了海外、国内的双赢。
这就是一种反向创新的价值所在。
而推动反向创新的，就是背后的社会责任视角。
我们通常在提到社会责任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企业额外在做的事情。
而回归本质，从商业的本质出发，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满足用户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之所以思考社会责任，实则是以此倒逼商业创新。
商业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责任。
比如说，开一家公司，从创立之初开始，就在消耗社会资源了，你要招人、要去租办公室、要去采购各种东西，消耗这些资源的同时，你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到最后，一家公司之所以能够永续经营，是因为我能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大于我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
所谓的利润大于成本，究其本质就是如此。
我先来说说社会企业这个概念。
这是最早在英国兴起的，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商业的方式，去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劳工保护、环保等等。
很多社会企业往往会把自己的商业模式设计的非常巧妙，在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想象力，同时又回归商业本质的事情。
熊彼特原来说过一句话，
商业的意义不是为了让英国女王能够穿上最好的丝袜，而是让每一个工厂女工都能穿上丝袜。
比如，我们现在创业的项目，也是最近努力在做的事情：自闭症儿童的干预和康复。
最初关注到自闭症孩子，是因为身边一位朋友孩子的生病。
你可能看到一个孩子，五六岁，他甚至都不会说话，对人不感兴趣，和人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
而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生活的自理，能够达到一个普通孩子的底线，或许它就已经是一名自闭症孩子的天花板了。
而面对这些问题的家庭，并不少。
自闭症的发病率在美国最新的统计是1/44，而中国的统计这几年也大概在1% 到2%之间。
每到四五十个家庭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罕见病，但，这么庞大的人口，其实以前我是没有看到的。
若不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不会知道。
这么多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领域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发展，更别提市面上有很多良莠不齐的所谓智商税的治疗方法。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公益组织，在做努力，但是他们也很不容易。
好多公益组织的全职员工可能就那么两三个人，每个月最多只能拿到和这个城市最低工资相当的收入。
很多人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别提邀请更多的人加入。
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件事情是可持续的呢？
我们想到了互联网，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带来了更大的规模化的可能性和创新的空间，也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回报。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实现正向循环。
能不能从互联网的模式中得到启发？
这也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决定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一件区别于公益的事情，用互联网的方式。
首先是技术突破，当时我们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在苏州大学的自闭型研究中心，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团体式的干预，而且效果很好，还发了论文，还有科学的随机对照实验的数据。
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创新。
而，当时市场上主流的干预方法是一对一。
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
你可想而知它要规模化，有多不容易，要投入巨大的师资力量。
因为所有的成本都会直接转嫁到一个家庭身上，而这些家庭本来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技术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带来了规模化的可能性，它把师生比给极大的提升了。
原来一节课一个老师只能对一个孩子，现在一节课一个老师可以对八个孩子。
也是因为规模化的存在，所以这个领域就有机会吸引更好的人才进来，同时提供给这些家庭更低的一个成本。
用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好的价值。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叫做实现了更好的价值？
除了更低的成本以外，因为自闭症的核心的障碍是社交障碍。
它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反映在社交这件事情上的。
而一对多，相较于一对一，天然具有模拟社交环境的优势。
这是一件让我们为之欣喜的事情。
可是，这样的干预，只能持续到6岁、7岁，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怎么办？
他们怎么融入社会？
在家里，问题只会更严重。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走出来？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公益组织会开一些洗车店，来培养这些孩子洗车，去接触社会，又可以获得一些收入。
还有面包店、面馆，等等。
但是洗车店也好，面包店也好，这些孩子终究不是专业的，肯定竞争不过那些专业做这件事情的人，在盈利能力上就会不如人家。
而且，要培育这些孩子，易订货耗费大量的成本，那么，很容易预见，这样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要么就是完全靠着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才能运作下去。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用滴滴打车时，无意间发现这位司机是聋哑人，但是因为有滴滴的存在，他可以通过软件文字和我沟通，所以，全程也没有大问题。
而且，也因为这位聋哑人，我对滴滴有了一些额外的温暖的印象。
其实，对于很多成熟的企业来说，或许未必是为了捐赠什么、为了展现什么，而是单纯的在不影响自己运营的情况下，给一些特殊的人，一个岗位的机会。
就是一件非常温暖而有价值的事情。
在我看来，
企业真正在履行社会责任，是我早已将其设计到整个商业模式之中了。
并不需要真的用爱发电，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效率，牺牲自己的利润。
反过来，它会促使商业模式变得更好。
这才是价值所在。它其实是让每个企业都能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企业变得更好了之后，思考去做的一些额外的事情。
就像关于商业本质的思考。
商业的本质是利己的吗？
利己，是不可能持续的挣到钱的。
你可能会赚到一笔、两笔钱，但是很快大家就会发现你只想着眼前利益，你不可靠，就渐渐疏离了。
所以要想持续的收入，必须利他。
什么叫利他？
就是我真的是在为他人创造更大的价值，然后我从这个价值中间，分得一部分，是回馈到我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商业。
商业的目的是，大家相互帮助，所有人都能过得更好。
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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